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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报告文学作为时代进步号角的文体功能

2021-02-21 05:38    来源:未知    

  何建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回避的重要现象,在于他和他的一批同行的时代歌者一道,创作了大批揭示重大题材社会历史内涵、昭示鲜明精神价值追求的作品。他以手中的笔张扬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宣示人们每时都在呼唤的公平、正义、良知、勇敢、悲悯和自强。他和他的同行者们,致力于重塑报告文学不单作为社会发展员的话语功能,而且致力于构筑报告文学作为时代进步号角的文体功能。他们的努力使报告文学在当今中国拥有广泛读者群、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

  何建明的写作姿态向来引人注目,他总是以澎湃的投入创作,以生命的燃烧作为创作的信念。当代社会中的作家创作状态多种多样,优厚的生活待遇,优越的生活条件,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光环,使不少写作者不愿再把创作当作需要投以生命和热血的事业来经营。于是,人们看到了过多闲适的、冲淡的、飘忽的东西,而鲜见那种读起来真正让人有痛感、有冲击感的作品。对何建明来说,终止他只有一次的生命和让他放弃写作,在他看来同样不可设想。他追求的是处于“青春狂躁”期和以写作奔跑的体验,他向往的是“青春和的”、“火热甚至是疯狂的”创作状态。他认为,文学缺少了这些将不是文学,他为自己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精神状态和生命热情而感到庆幸。也因此,为采访他能够像养家糊口的送水工那样,骑着自行车在烈日下奔跑,一整天坐在装满货物的大卡车上在直上直下的盘山公路上奔波,他为了工作创作两不误,有时一日竟乘交通工具近20个小时,回来后照常超额完成手头的事情,执著、坚定、勤奋、热情,铸就他的作品天然的扎实大气、掷地有声的品质。

  何建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起了当代作家要在始终“在场”的旗帜。他主张作家一定要有广泛参与当下社会生活的立场,要对重大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见解,从不在每次重大社会事件面前退缩。事实上,在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就担负起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自觉完成对具有历史意义事件纪录的使命。“民族危亡时刻,作家不能缺席”的“在场”意识,使他的艺术创作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利益和民族整体的利益。他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加入到赴SARS前线采访的作家队伍,写出首都各界抗击SARS的《北京保卫战》。他深入三峡建设工地和库区移民百姓,写出反映库区大移民的《国家利益》。他在抗震救灾的难忘日子里奔赴灾区一线体验生活,写出以珍重生命为主题的《生命第一》。他对共和国走过的历程同样进行了长时间的持续关注和探寻,他的《破天荒》揭秘30多年前中国对外开放惊心动魄的曲折历程。他历经3年采访推出《台州农民风暴》,完整记录下中国农村改革真正发源地——浙江台州皂树村分田到户和大包干比小岗村更早、更广泛、更彻底的过程。《部长与国家》书写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石油部长余秋里和康世恩领导下的五万石油大军在极度荒凉的北大荒为国家发现大庆油田的历史。何建明不单保持在场的姿态,而且以一个具有丰沛和感性体悟能力的作家的独特眼光观察、梳理各种社会现象,从而为我们这个每天都有历史性变化发生的中国留下了可贵的文学实证与旁证。

  何建明自觉以处于燃烧状态的创作肩负起为民代言、为民请命的职责,他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平识。他曾说:“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我写的作品,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为人民和百姓说了话——这是我内心一直放着的一把金铸的称杆!它与我的生命同等重要,它是我的文学生命的全部支撑点?”他还说,“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和我热爱着的人民每时每刻又不断在创造如歌的新日,我是歌手,假如我不唱,我还有生命吗?没有。没有生命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也因此,那些与老百姓关系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那些与民众愿望和心声联系最紧密的题材总是最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有感于贫困大学生生存之艰难写作《落泪是金》,他铺开“地毯式”的采访,挖掘到贫困大学生们不为人知的经历与内心世界,揭示了这个群体为走进大学、为生存自救所付出的超常努力,大声疾呼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使他们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温暖。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通过对矿难内幕的揭示,以大量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金钱和利欲导致不顾一切后果滥采滥挖、矿难频发,大声疾呼珍重普通矿工的生命,禁绝这类人为的悲剧继续发生。《根本利益》通过对优秀纪检干部梁雨润不辞劳苦处理信访举报,全心全意为百姓解决邻里争端等司空见惯的“小问题”,反映党人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情怀,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民代言。

  在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方面,何建明创作的积累之功和开创意义同样不可忽视。他以强烈的求实精神坚决捍卫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他认为,检验报告文学生命力最关键的一条是“你的作品内容和精神是否真正顶住了”。那么,什么是真正能够“顶得住”的内容和精神?那就是他向来都首先用创作去记录和反映的,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主流和本质的人和事,也就是“昨天的改革,今天的发展,及人民群众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风范”,在他看来,能否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与本质,是有抱负的报告文学作家成功与否的生命线。他不满足于笔下文字信息量的饱满充盈——虽然他为一个题材的写作能够反复采访、大量积累;他更善于透过事象探询本质,他不倦总结、提炼记录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背后所蕴涵的深刻意义,比如,他对农村、农业问题,他对教育、青年问题,他对法制、公平问题,均做出了极富于启发意义的思考。他无意于做全知全能的研判者,但他致力于提升报告文学的思想力,他的作品之所以极富底气,就在于他所有的写作都以宏阔的社会历史发展大趋势做背景,以辩证的、唯物的宇宙观为烛照,于是,人们透过他那丰茂而感性的文本世界,常常能读出一个有着深重忧患意识的前瞻者、有着看取未来美好前景的乐观主义者的从容气度。作为一个有过军旅生涯历练、有过多种职业锤炼以及高强度体力智力活动磨炼的汉子,他呈现给读者的文本往往自有磅礴之气和刚烈之风,使人们不禁为之折服。

  因此我们得说,也许何建明最初并未有意于植下报告文学的参天大树,却终以扎实的力作收获了永久的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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